解放的潘多拉

凱特琳·布雷亞的處女作。講述了一個14歲的少女如何大膽探索她的性欲，整部影片充滿男女性器官的特寫鏡頭，在保守的70年代被法國著名的《費加羅報》批為“對身體親密關系的公開展示和玷污，使女性蒙羞"而呼吁禁演。因此在法國被冷凍了24年，直到2000年才得以公開上映。這部以第一人稱敘事的電影相當獨特，以直接、不矯揉造作的態(tài)度表現(xiàn)性的場景，直面性的問題，充滿了自由、前衛(wèi)與實驗電影的格調(diào)。關于導演：1949年生于法國的凱特琳·布蕾亞，身兼作家、導演、演員、編劇等多重身分。她形容自己是個“清教徒”，但這很難和她的作品聯(lián)想在一起。她19歲時寫的第一本小說《容易相處的人》，在1968年出版的時候，被列為18歲以下禁止購買的限制級小說；她23歲參與演出的第一部電影，是意大利名導演貝托魯奇的經(jīng)典情色電影《巴黎最后探戈》；她25歲時將自己的第四本小說《氣窗》，拍成她的第一部電影《愛欲解放》，由于內(nèi)容描述一個14歲的少女如何大膽探索她的性欲，且里頭充滿男女性器官的特寫鏡頭，在保守的70年代被法國知名的《費加羅報》批為“對身體、親密關系的公開展示、玷污和侮辱，使女性蒙羞”而呼吁禁演，因此在法國被冷凍了24年，直到今年才得以公開上映。她一再以作品挑戰(zhàn)法國（甚至全世界）的道德尺度，有人批評她是“假藝術之名行***之實”，有人贊賞她作品里的女主角“闖進陌生的性愛領域，如同導演本人違抗傳統(tǒng)的電影（性別）界線”。可以肯定的是：凱特琳·布蕾亞代表某種法國電影的先驅(qū)，而且她的影響效力正在持續(xù)發(fā)酵中……凱特琳·布蕾亞聲稱受了瑞典電影大師伯格曼的《冬日之光》影響，才決定拍電影。她的處女作《愛欲解放》拍攝經(jīng)費拮據(jù)，但這部以第一人稱敘事的電影相當獨特，以直接、不矯揉造作的態(tài)度表現(xiàn)性的場景、面對性的問題。它自由、前衛(wèi)與實驗電影的格調(diào)，與當年的美國地下電影極度相近。十年后，她的電影《少女36》又再度受到大眾矚目，它不僅被《紐約時報》譽為“法國的《洛麗塔》”，洛杉磯時報更形容它是“少數(shù)對性有如此吸引人地誠實探討的電影，筆觸如此新鮮又尖銳。”然而她的作品并非企圖藉對性器官和性行為直接地描繪來挑起觀者的性欲，而是對人們的性態(tài)度作心理分析上和形而上的申論。因此她也正大光明地被視為和薩德、西蒙娜·波芙娃、波琳·雷雅吉（《O娘的故事》）、喬治·巴塔耶、福柯等法國文化界“敗德”傳統(tǒng)并列同儕，并與日本導演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和貝托魯奇的《巴黎最后探戈》遙相呼應。不僅如此，她的才華并非只有在非主流的情色前衛(wèi)電影領域受到矚目。她曾和意大利國寶級導演費里尼共同編寫他的電影《船續(xù)前行》的劇本；而她的小說《警察》也曾被戛納金棕櫚獎導演莫里斯·皮亞拉（拍攝過《在撒旦的陽光下》）拍為同名電影，并由法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明星如熱拉爾·德帕迪厄、蘇菲·瑪索、桑德琳·波娜爾等人主演。可見她在藝術界、文化界、文學界、以及電影界蘊藏的深厚影響力。那么，凱特琳·布蕾亞又如何替她電影無可避免的爭議性辯解？“我們活在一個強迫接受道德的病態(tài)社會，我企圖操縱影像去刺激觀眾，讓他們思考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些（坐立難安的）社會的制式反應，然后明白這些恐懼和反感沒什么大不了。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是第一個被這些主題和影像擾亂的人。我是個清教徒形的人，但你必須長大，并克服這些不合邏輯的反應。”“我們必須改變美學的符碼，我們可以讓排泄物和分泌物變的可人而美好。道德的反感來自美學的秩序，我們必須挑戰(zhàn)（性）器官讓我們害怕的事實。而女性的陰部正如同宇宙中的黑洞。”她的最新電影《羅曼史》推出后，已經(jīng)受到影評人和觀眾的肯定，使布蕾亞相信觀眾已能接受她的處女作：“（我的）電影還是一樣，只是觀眾進步了。現(xiàn)在我們要看看觀眾會認為它是***片，還是超越影像、進入影像所激起的情感和反省。”